主持人杨君：中国中央电视台资深媒体评论员，节目主持人
媒体人物黄升民：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院院长 

        杨君：黄老师，您好。我听说您在到北京广播学院之前，曾经在中央电视台工作过四年？您那时是从哪个学校分到中央电视台？　　

        黄升民：对，从1982年到1986年。那时也是从北京广播学院分到中央电视台的。　　

        杨君：后来为什么想到自费留学去国外？　

        黄升民：原来在中央电视台专题部搞纪录片，第一个节目就是《唐蕃古道》。王娴是我们组长，还有张文达、丁广事，都是现在社教中心的这批人，我当时是编辑。1982年就到台里，先是在《电视周报》，到周报的原因是因为我上大学之前做过五年的报社记者，当时在《广州日报》，1972年。所以新闻的经历我大概是1972年开始。　　

        杨君：非常早。　　

        黄升民：1972年干到1978年。　　

        杨君：您属于文革后的第一批高考生吧。　　

        黄升民：文革后的第一届高考，我就上大学，现在有不少我的同学，魏彬、罗明都是我的同班同学，还有孙慧都是同学。1982年毕业就到中央电视台，在周报干了一段时间就到专题部做少数民族节目，主要是在青海、甘肃这一带。干了三年，都基本上是野外生活，从西安出发一直到拉萨。

        杨君：您说的唐蕃古道跟少数民族节目应该还不是一回事?　

        黄升民：有少数民族组，因为第一个节目是我参加编辑做的，当时要做一个少数民族节目，我就参加了，当时主持人叫陈铎。做的时候和青海电视台合作的片子，我就参加了。跟着老记者、老编辑到前面去，每天都是走路、开车，拍少数民族的情况，我就负责一些文字采访，还有一些吃喝拉撒睡的事情。搞了大概两年左右就开始回来编片子。当时觉得需要补充点东西，因为老是在野外生活，当时说考研，后来他们说考研还不如出国，我就想那就出国。

　　杨君：那时能够自费出国还不是很多。

　　黄升民：那时刚刚开始，南方的人比较多，我在南方的朋友有不少出国。北方开始走了一些。

　　杨君：您是受他们的影响吗？您当时出国是多少岁?

　　黄升民：当时很想出去，主要是想换个环境，因为没出国，想去看看。很简单，出去了就去看看之后就回来，没打算常呆。31岁。也不年轻了，31岁出国等于是复龄，因为你是自费出去的，当时黄会群当台长，他说你签一个字，等于是停薪留职，留一年，我就去了。

　　杨君：就没回来?

　　黄升民：没回来，到了1990年底回国，当时因为36了。过了四、五年。回来的时候有两个考虑。一个是到北京广播学院，一个是回到台里，但是觉得因为学的很多东西和台的很多东西不是很合拍，我是学广告、产业和传播。

　　杨君：那时日本的理念比较超前。

　　黄升民：主要是从商业的角度考虑问题比较多一点，管理、商业这块我觉得比较有意思，因为纯粹的传播理论这块我不是太感兴趣，对经营、产业这块比较感兴趣，广告也比较感兴趣，主要是集中在这块。回来之后老的新闻系办的专业叫广告专业，我就想两个选择，要么就回台里，还是做记者、编辑，要么就是到学校。当时台里所有人都认为我肯定回台里，电视台好。我想了想，还是学校好一点，学校比较自由，时间比较多。

　　杨君：您是去读了一个学位。

　　黄升民：对。我们学校原来是在东京大学呆了半年，东京大学很好，我不大喜欢。后来换了一个学校。

　　杨君：为什么不喜欢？

　　黄升民：最重要的是因为我自费留学，要看奖学金。另外是专业，东大的专业是强调纯粹的理论，我希望应用比较强。另外，国立大学的一桥大学商学很好。后来我就转到那儿去了，读了两年，拿下硕士学位，本来就该回来了，碰到一些波折，当时正好是1989年，国内的形势不是很清楚，又呆了一段时间，觉得差不多了，我就回来了。

　　杨君：您觉得在日本这几年对您的影响大吗？

　　黄升民：大。最深的影响有两点，一个是学术的角度来讲，毕竟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整理知识，我从1972年就到报纸工作，对传播、新闻等等，操作层面比较熟悉，理论方面也学过，但没有太深的研究。在日本可以很系统地、完整地整理一下自己的思想，这是一个方面。另外，因为你毕竟是自费留学的，他到日本的第一天就开始给自己谋生，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在过去国内缺少的环节叫独立人格，毕竟我一出来是工作，就在报社工作，然后到学校，然后到电视台，毕竟是体制内的人。比方说我们可以在电视台拿手纸，每个月有洗衣粉，有工资，有福利，但是真正成为一个社会人，突然什么都没有了，这时就非常独立，但是也非常自主，这是最大的收获。我觉得做学问也好，做事也好，独立人格和独立思想是非常重要的。没有这个东西，很难做事情。

　　杨君：最开始肯定遇到了一些考验。

　　黄升民：开始的时候，留学生基本上差不多，但是没他们描写得那么痛苦，因为毕竟有自己的想法，另外有自己的朋友。在日本我基本上没有受太多的苦，只不过也没发什么财，没太多的钱，但是可以有很安定的学习环境。当时日本经济比较好，找工作也容易，另外，也有些好的日本朋友帮我。 

　　杨君：而且当时能到日本去，也是很不错的一种结果。

　　黄升民：说不上。当时选择也很简单，因为两种选择，一种是到英语国家，一种到日语国家，大学的时候，因为别人都在学英语很棒，我的英语在我们班排的比较后，我就学日语，我们班没人学，我就第一。到美国大学学习的话，我的英语还差一点，日语有点自信。
　　杨君：所以有点犯懒，就去了日本。当时到日本的留学生有多少？ 

　　黄升民：无意中的选择，没有刻意的选择。一下忘了，不是太多。80年代并不是太多，后来90年代的时候更多。

　　杨君：像您这样在日本学传媒产业或者广告的多吗？

　　黄升民：不多。当时的学习很多有学商业的，学电脑、学管理的不少，学语言文化的也不少，学传媒的不是太多。

        杨君：在日本的那段时间，比如说您对传媒的产业化进行系统的学习和研究，不仅是日本的，还有各个国家。您觉得当时他们所教的，讲的那些东西跟国内来比，是一样的吗？

　　黄升民：怎么说呢，日本大学学术思想、观点基本上跟欧美差不多，因为互相之间的信息沟通很快，最新的东西都能翻译，我们也能接触。当然，和真正在美国学，在英国学是不一样的，日本有自己的传播学的特点。因为我在一桥，那个地方很强调跨学科的东西，另外比较强调应用，也就是时政研究，因为我的老师也比较强调这块，所以主要的是做研究，跟着做课题，我在日本做过比较多的课题，和现代有关系，比如消费者研究，企业的广告经营问题的研究，还有媒介的研究，在那个时候也一直在做，因为老师申请到课题就和我一块做，因为我是他的第一个硕士生，后来他有不少的学生来了，跟他一块做。当时我是做计划，做方案，接着去实施，很多实施是在中国实施的，也和台里的人合作，也和人大、复旦还有其它大学合作。后来考察了一下，像美国、香港大学，真正的研究生生活就是这样的，并不是我们现在想象的不断上大课，有两种学问，一种是书斋的学问，就是在图书馆，在资料室完成，一种是必须在时政里做一些研究，做一些个案、分析。

        杨君：有调查。您去当地的电视台或者报社、杂志做过调查研究？

　　黄升民：肯定有。在日本学大量的时政研究调查，受惠于当时的学习。去过，但是觉得兴趣不是很大，如果真正做过学术研究，比较喜欢能够做深度一点的东西，记者受时间的限制，我做了很多年的记者，也知道，到点了就得交稿，没时间对这个问题很深入地思考。另外有些东西也不适合你在报纸或者在电视里表现出来。

　　杨君：我很想知道您有没有把当地的比如电视台，NHK或者报纸、杂志作为您研究的个案？

　　黄升民：有。比方说电视台，NHK我们也很熟，因为我们接触的课题是NHK的，那时主要研究是中国的消费者对于大众媒体的接触和对广告的意识，是他给我们资助，NHK没有这个广告，属于一种公共媒体，就是靠收视费维持的。它对中央电视台的经营很感兴趣，它希望知道作为一个国家电视台怎么去搞广告，怎么搞商业。作为NHK自身怎么样，恰好我是研究NHK的切入点。朝日新闻很有意思，本来报纸就是上百年的历史，因为新闻史的研究，肯定涉及到读卖新闻、朝日新闻，当时日本的报纸从大报、小报、中间报的发展道路，这时看到报纸的经营过程是什么样的。我的老师研究成果就是朝日新闻的经营史，非常精细，对我的启发比较大，尤其是他的研究视角比较有意思，开始的研究是从报纸的读者来信切入，研究报纸本身，这个角度我觉得很好，对我来讲有很大的启蒙。
　　杨君：您的老师叫什么？在日本是什么情况？他有很多研究生？

　　黄升民：山本武立。很有名，现在是日本非常有名的大教授。相对来讲，我见他都必恭必敬，不敢张狂。研究生不多，但成果非常多，而且很多成果是在国际上很领先的。

　　杨君：如果做一个比方，他在日本的地位或者学术地位应该是什么样的程度？

　　黄升民：很靠前，很著名。只要一说起他都知道。

　　杨君：当时您跟着这么著名的大教授或者大家做课题的研究，你也没有想到回国之后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黄升民：两个东西，在日本如果是在大学里，你会觉得做老师是很好的，大学的老师，因为我跟了两个老师，一个是山本，一个叫佐藤，后来他去世了，他是很有同情心，又很有批判精神的。山本是商学毕业的，他对商业、产业很熟悉，当然也会参加买点股票，对商业的东西部排斥，对广告不排斥。佐藤就经常说这个老师是庸俗经济学的老师，他是属于社会批判的老师。我们一批研究生跟着这两个老师学，很有意思，今天跟着山本，我们就会学很多商业操作的东西，包括怎么看消费者，看广告，看商业，当时的商人怎么做买卖，怎么挣钱，我们觉得这个挺有意思。第二天我们就跟佐藤，佐藤就开始批判这些东西，批判地淋漓尽致，小商人怎么……也经常要我们表表态，我们对这个怎么看，我们就打哈哈。那时不少的留学生，有五六个。

　　杨君：这正好提供了两个不同的看媒介的角度。

　　黄升民：对，很有意思。所以在那个时候受的学术训练比较严格，也比较认真。

　　杨君：而且对整个思维结构的建立打下非常好的基础。那时您回到国内，应该是1990年、1991年。那时国内的广告业刚刚开始兴起。

　　黄升民：1990年底。也不能那么说。中国的广告业1979年开始，到了1988年的时候有个第三世界的广告大会，很成功。当时搞的挺大规模。到了1990年，广告还是个发展期，当然和现在比差很远。

　　杨君：我是1989年的研究生，我还在系里读研究生，我们系里有一个老师是高晓红，那时广告课目很少，但是高老师是咱们学校最早研究广告和广告摄影的人,还出过几本书。后来我们毕业了，听说新闻系建立了广告专业……无论如何，当时中国的广告业研究我觉得是非常浅层次的。

　　黄升民：即使到现在，广告研究也很浅，因为广告的东西很难深的起来，这是事实。因为广告这个东西应用性很强，商业性，整个操作层面很强调。

　　杨君：您说的是广告本身。
　　黄升民：对。而且本身大学设广告专业，应用性很强，使得这个学科带有很多浅层次操作的东西，所谓专业色彩的东西。这点是专业的特点。和其它文学、史学非常不一样。

　　杨君：后来您觉得可能是因为广告的操作性原因，当然您以前也是拍片子出身，后来你就把您在日本所学的媒介产业化理论核心，慢慢带到……

　　黄升民：也没有这么完整。因为在日本研究中国的广告或者观察中国的广告，当时很注意是媒介问题，因为中国的广告市场受制于媒介，特别受媒介的影响，因为媒介很厉害，被垄断了，相对来讲可以对市场有很强的操控能力。研究中国广告市场的特点，就必须研究媒介怎么造成这个特点，这时关心，但是没有很认真地研究媒介。因为我是媒介人出身。

　　杨君：搞报纸就是媒介人。

　　黄升民：搞报纸，学广播，做电视，最近我还学杂志。理论上的问题我缺少研究的功力，所以一般来讲我不做太深的探索。对媒介理论的研究的功力有限。

　　杨君：您这是谦虚。

　　黄升民：不是谦虚的问题，因为有很多问题我不懂。开始我们主要是研究广告方面的东西，因为我们出国搞研究很基础的东西，一个是广告的发展史，还有一个是消费者的数据库，我们还出了很有名的年鉴，叫IM消费行为生活形态连接，全部是数据库的衣食住行的连接，没想到要研究媒介。后来到1995年、1996年，这时有人委托我们研究我们的报纸，怎么广告突然间不好了，我们就开始研究。当时我们研究广告不好肯定和营销有关系，就是没关心读者，内容编的不好所以广告就不好了，我们说营销的观念解释这些也挺有用。解释完了很管用。后来我们拿着这套东西，很得意，这时广东电台委托我们做研究，我们就研究发现原来做的东西对广州就不适用，因为广州是非常开放的环境，竞争非常激烈的环境，内部管理不能说营销的东西解决，因为内部管理非常严谨，商业化操作非常好，广州电台。碰到什么问题呢？碰到市场空间的问题。这时我们研究有一段时间比较痛苦，到底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杨君：研究进入瓶颈时期。

　　黄升民：没错，因为要有一个解释，对方都是台长、总编室主任，等着我们拿结果。这时我们觉得它的出路是解决市场空间和解决资本来源。因为广告显然不能支撑发展，它局限于电台，也没办法拓展广告空间，这两个问题的解决，我们当时列了三个可能性，一个就是和别的媒体，佛山电台、珠海电台变成一个环珠江城市广播网，这是一种不同地区的同类媒体合作。还有一块，编辑部很强，能不能做杂志，能不能搞电视，能不能搞报纸，如果能就把优势顺眼延，叫跨媒体经营，同一地区不同媒体的经营，1996年。当时有一些资本，愿意进入电台支持他们，我说不同行业的资本能不能进入。这三个问题都遭到大家很多的议论。如果这三个问题肯定，整个管理体制要变革，这时我们就发现每一届到了这个时候不是个别的媒体自身强化经营管理能解决问题，有一个行业的利益重新调整问题。这个调整过程就牵扯到各个行业，各个媒体之间的管理格局，管理的体制等等，这个调整我们就把它叫做媒介产业化。这个理论提出来，当然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一方面很多同志不赞成，说媒介产业化怎么能说？一方面，也有些说很好，欢呼这个概念。当时我在社科院做过一个学术报告。
　　杨君：一个新事物出现总是这样。

　　黄升民：参加会议的人说很好，可是编辑说你的稿子不错，但是你把你的观点修改一下，我说不改。到了广州也引起了争议，我们无所谓，我们继续在做。当时很强调要做研究，因为1996年底我们就发现，实际上当时媒体必须重视一个问题，就是原来我们所处的广告收入这个问题已经发生了危机，比如说原来的媒介是供不应求的，所以很好做，广告部主任很好做。

　　杨君：原来的媒介是靠广告收入养人。 

　　黄升民：现在也是，但那时是供不应求，台里有句名言，广告部主任的位置放条狗都能挣钱，不需要人经营，坐商。1996年明显的供过于求，过去的供不应求向供过于求转变，这个转变是根本性的，我的论文题目是“形势发生变化”，用这个表示，供不应求到供过于求，这个事就不能不变。变就必须跟媒介有关系，这是我们第一个研究。后来到了1997年出了一本书，叫《媒介经营与产业化研究》。

　　杨君：我买了这本书。

　　黄升民：这本书出来以后，我后来又到日本做访问学者。当时去的时候想了一个问题，中国的媒介产业化是中国独特的问题，因为国际上没有媒介产业化，都产业了还有什么产业化。

　　杨君：国际早就这么做了。

　　黄升民：后来到日本考察，当时重点研究这块，到底和市场有没有关系，结论就是有关系。刘国基先生是实力媒体，中国1996年出现了媒介购买公司，专门做媒介金融购买，就研究这个，发现中国的媒体和国外的媒体市场是连动的，国外的媒体，国外的资本其实恰好和中国的媒体有关联，尤其在广告这块，影响整个媒体的管理和媒体的体制，着重研究了媒介购买公司，一个是媒介企业集团，就是现在说的迪斯尼集团、新闻集团，在1997年、1998年，我们就出了第二本书叫《国际化背景下的中国媒介产业化透视》。到1999年、2000年就研究第三个问题，集团化问题。因为那个时候涉及到既然竞争的压力非常大，国际市场是连动的，媒介的出路很重要的，大家都会说我们要做大，要做强，要解决组织上零乱、分散的状态，要集中我们的资源优势，正好广电局给了我们一个项目，我们也把这个项目扩展，认认真真做了很多地方的调查，出了第三本书，叫《中国广电媒介集团化研究》。这本书是研究集团化的问题，到底用什么方式实现集团化，集团化有没有必要，突破口在哪里。当时我们研究集团化还是有必要的，但是这个集团化必须讲究用什么做集团，是用行政还是用产业的思想去做，突破口在哪里。固定一点，我们觉得突破口肯定是在新的技术，就是数字技术，数字电视。

　　杨君：我曾经在1993年研究生毕业写过一篇文章，是我的毕业论文，题目是《电视技术的发展与电视传播观念的传播》，因为以前我是学技术的，后来就把不同阶段的技术演变，带来的影视表现形式，传播语言的变化做了一个列表，当时还没有数字技术，只有一种预见，未来的卫星、数字技术是怎样的，查了国外的资料，指出这种发展方向。十年前是无法想象的，可能数字电视技术带来的是一场革命，现在看来革命已经在眼前。

 　　黄升民：在集团化研究里归结为一点，集团化也好，广电媒介的出路，突破口是数字电视。所以在2001年到今年，现在一直在做数字化研究。去年年底又出来第四个报告，叫做《数字电视的产业经营和商业模式》，刚刚出来，我们继续研究数字电视会带来整个商业产业经营各方面的变化。大概思路到了去年，我们的研究除了产业化、国际化、集团化、数字化，去年进入了比较大的研究，一个是中国电视市场报告，一个是中国的广告主研究，还有中国的广告生态环境研究。

　　杨君：非常前沿。

　　黄升民：还有中国的电影产业研究。这几个研究具有非常大的前瞻性……

　　杨君：您当时回国来，因为那时广告也好，中国特色的产业化研究也好，都是刚刚起步，现在看来，这些年一步步的研究，其实对业界，或者对产业的发展应该起到非常大的推动作用。从你自己能看到的变化，或者你没有预期的原来是这样的。

　　黄升民：我们经常会说一些话，比较独立，说完就完了，别人怎么听是别人的事，我们也不管。

　　杨君：当初您做的研究，这是方向，这个方向回过头一想，这个方向可能有争议，那是对的，没想到周围的很多事情发生很大的变化，有这样的例子吗？

　　黄升民：没太想这个东西，因为我们做的很多，很快，每次我们都顾不上做，有些时候出的书也非常粗糙，图也搞错了，标题也搞错了。

　　杨君：我看了很多观点很不错，但是我觉得资料性很强。

　　黄升民：我们做的比较系统，每做一项研究，因为我们会用很大的力量做调查，会做量化，比如我们做集团化研究，亲自访问一百多个台长，听他们讲什么，我们访问了很多问卷，做数字电视，我们找了很多点，都是深入到家庭。做这块，我想应该说这个团队做得比较扎实。

　　杨君：您现在有一个团队。

　　黄升民：因为很多研究生，还有老师各自都在做，而且现在我们有两个杂志，一个叫《媒介》，已经办了一年，每期都在上面写我的视点，叫《升民视点》，另外还有一个杂志叫《广告主》，就是市场观察广告主，都是展示我们的观点和研究成果的平台。这块研究和别人比怎么样我不知道，反正我们就做。

　　杨君：这个做法挺逗的，埋头耕耘，后面长没长出豆先不管。 

　　黄升民：因为没法比较，业内的人有各自的做法，有些时候在一块开会，观点有些时候是一致的。

　　杨君：彼此启发。

　　黄升民：有些时候有差异，这无所谓。我们也欢迎争论，但是有些时候我们做的，别人没做，就拉倒了。比方我们做数字电视这块，现在国内做数字电视的很少，尤其做经营这块。结果2002年12月在东京发表我们的成果，东京听得很开心，韩国、美国，各有各的研究，因为这个东西都在摸索的过程，技术方面没什么好说的，关键是商业模式，用什么东西盈利，什么东西去挣钱，这块是关键。我想我们的研究比较扎实。
　　杨君：您有关于内容的方面？比如数字电视的内容。 

　　黄升民：有，中国电视市场报告整个讲内容，中国电影产业就有。为什么要做中国电影产业研究？做到电视我们才知道内容很重要，内容的生产、设计、规划会影响到数字电视也好，网络经营也好，所有的都有关联。

　　杨君：您给我们详细说一下关于《中国电视市场白皮书》出台的前前后后吗？

　　黄升民：前前后后很简单，一开始是金鹰论坛，找到央视-索福瑞，他们说论坛怎么搞，当时我们也去了，一起商量，总得搞点东西，干脆搞一个有影响的，对大家都关心的东西，就搞电视市场报告，基本上是几家人合作，央视索福瑞主要是做受众这块的研究，他们也做研究，我们一个小组主要是做内容生产，生产流通，整个交易。还有一个叫赵小兵，主要做资本这块。我们还有数字技术。这块再统起来，形成一个报告，这个报告的研究当然有很多东西很令我觉得值得重视，比方说收入的方式，的确都证实了大家都靠广告收入。整个电视广告70%的收入是靠电视剧，这很重要，对电视剧出台任何政策，就会波及到广电系统的收入，这是很要命的。80%的电视剧是由社会提供的。

　　杨君：就像这个国家，飞机、大炮这块占了国民生产总值的80%。

　　黄升民：另外一块就是电视台的80%的力量集中做新闻和专栏节目，但是创收只占20%。80%的力量创收20%左右，80%的社会力量生产给电视台造成70%的收入，所以电视的经营结构耐人寻味。

　　杨君：如果没有这个调查数据，可能自己业内的人没有自知。

　　黄升民：十字路口上徘徊，是一个转折点，弄的好可以有新的机会，弄不好不好说。

　　杨君：像这样的数据您觉得还有其它例子吗？

　　黄升民：有，一方面是生产，很细微的东西，除此以外还有受众情况，因为受众的情况连续三年，收视时间是没有提高的，都持平。整体来讲，还是收视时间应该有一个空间，和美国、日本相比，这些都是属于调查报告里提出来的。数字电视也在那儿提出来的，基本上和一些内容一样。

　　杨君：就是分了不同的章节，提出不同的问题，每一个问题是不是都有新锐的事实观点。

　　黄升民：也不是新锐，就把事实摆出来，观点自己去想，我们只是把方向、事实摆在那儿就行了。

　　杨君：事实摆完，观点自然就出来了。有没有想过如果事实摆了，观点也出来了，怎么解决的办法需要讨论吗？

　　黄升民：解决的办法，因为我们毕竟是学者，解决的办法应该是政策的制定人、执行人去想，我们可以提供参考意见，因为我们提的很多，为什么要媒介产业化？因为要解决空间的问题和资本的问题，为什么广电要数字电视取得突破，因为新技术的带动整个产业的发展，这些大的思路都提的很清楚。当然包括一些带有警告性的东西，1998年我也说过，国有企业的今天就是国有媒体的明天，很清楚，现在事实就是这样。我每次上班、下班看看电视台，就觉得跟国有企业一样，而且一个老的国有企业一样，我到电视台食堂里吃饭，划卡，我就知道很多人在吃免费的午餐，很有意思，就是大锅饭，挺好的，很多老同志，和我以前一见到就打招呼，都是在吃饭，挺高兴的。但是我老想电视台这种好日子可能也快到头了。

　　杨君：其实现在也面临各个电视台和各个媒介非常剧烈的竞争。 

　　黄升民：因为本身是建立在非常脆弱的环境，包括我也说过广电这个媒体，广电这个行业就是蜂窝煤，看上去很黑，很坚硬，反过来一看千疮百孔，很脆弱，这就是广电。

　　杨君：您认为老的管理体制，从企业的角度衡量，老的管理体制可能不太适应现在的发展，甚至新技术带来的变革，或者最新的理念也没有完全贯彻下去。无论如何，中央电视台去年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开始准备改革了。我认为白皮书的出现是一个划时代的事，是不是所有人都意识到？

　　黄升民：不一定，真正用的还是少数，多数人不需要，说好他就去干就行了，真正动脑子的还是少的，不能全世界都是学者，多数人不用，你告诉他怎么干就怎么干，包括一个剧组真正动脑子的有几个，导演动脑子，制片人动脑子，该拍片就拍片，该开机就开机，不用动脑子，这是很正常的。所有的人动脑子也很麻烦。

　　杨君：白皮书的出现是很大的事情，对中国的广电集团，对中国的传媒产业，甚至对其它类型的纸介媒体都应该有推动作用.

　　黄升民：一个是对广电媒介自身，他自己的诊断书，很客观，做过X光，检查了血液你是什么东西就是什么东西，有没有那么准确？肯定有偏差，但是毕竟是有这个诊断书。第二点，对领导者有用处，他起码知道他底下的东西是什么。第三，对投资者有用，投资者很关心，市场怎么样。第四，对国外的同行也有兴趣，中国市场那么大。这么多年做出一个有数据的、有事实的报告，而且这个报告在2002年公布了，今年我们还做。

　　杨君：2002年发布的是以白皮书的形式发布。

 　　黄升民：2002年。今年2003年我们还得做，另外还得强化一些内容。不管怎么说，有危机也好，有什么也好，总得要知道现实情况。

　　杨君：无论如何，诊断书得公布出来。另外，得诊断出来一个症结。以前可能是大家各顾各的，各干各的，彼此不关心。另外，出了问题，可能会知道，也可能出了问题根本不知道，得倒了才能知道。这个问题显然是走了一大步。虽然意识到要改革，但是我认为路数非常粗，一定有要非常科学、细致、规范的一整套东西，拿来讨论好，下面直接贯彻就行了。

　　黄升民：实际上我从电视台出来，我太知道，大家的知识水平我比较清楚，我1986年出来，现在快20年。

　　杨君：你这20年一直在往前跑。

　　黄升民：我觉得我跑得比他们快多了。起码我比我几个同学跑得快。

　　杨君：反正你是在跑。

　　黄升民：在一线跑不动，观念陈旧了，思想落后了，怎么做一个大台。

　　杨君：因为您是广播学院的，作为一院之长，也是主管一大块广院的工作，事实上咱们的科研工作始终跟实践有非常密切的结合。除了给各个部门，可能是研究机构，同时还有一线的电视台或者报纸、杂志，相关的很多做。

　　黄升民：电视台本身和中央台我们就有很多合作，也经常具体的，包括有些年底宣传片，评稿我们都会参与，另外，课题不少，合作当然也会说一些不客气的话。另外，和其它媒体的接触，我们也有很多关系。除此以外，我们自身有不少的科研项目，现在都在继续做，像电视市场报告、数字电视、广告主的经营研究，还有电影节目市场，都是我们今年继续做的。另外有两个年鉴，一个是消费者的年鉴，数据库，还有作品的数据，还有两个杂志，一个是媒介，一个是广告主，合作的杂志就很多。我们今年还要做广告档案馆，我一直想把历

史的东西留下来，衍生出收集个案，收集作品的档案馆，研究研究。我们国家20年来的发展很快，现在该停下来喘口气，该反思，想一些东西了，该认真研究研究。我觉得也到这个时候了。

 　　杨君：您回顾您从中央电视台离开到走完这十几年，您觉得您的基本工作阶段，或者生活工作阶段应该分成几个阶段？

　　黄升民：几年有一个变化，五年报纸，四年大学，又是四年的电视，实践基本上就是这样，然后就是求学，四年，在广院是最长的时间，十多年。

　　杨君：您觉得您思维上有没有哪些阶段？

　　黄升民：没有太明确的区分，没有太多的。我很少总结自己，通常都是学生给我总结，他说我们就跟农民一样干活儿。所以我们自己跟农民一样，种了很多地，干了很多活，不断跑步，现在回过头来感觉是不是跑的太远了一点，跑的有点过分。因为我们经常自己说完了话，别人也不听，我们也找不着同伴，卡拉OK自娱自乐。

　　杨君：您说其实在这个行业中，像前瞻性的、战略性探索的人还是比较少的。

　　黄升民：少。能够这样去做，尤其是在传播学界，一起能够议论、讨论、探讨的人比较少。别人都在休息、抽烟、喝茶的时候我们就干活儿，跟鲁迅说的别人喝咖啡、打牌的工夫我们就去读书了。

　　杨君：我感觉到您并不在乎是不是跑得很快，或者种了多少地，你是觉得这样很快乐。但是有的人觉得歇着很好，休息比干事好。

　　黄升民：我们歇着就麻烦，我的团队歇下来，他们就该出问题了，就该矛盾了，就该讨论他的公分多还是少，天天干活儿，劳累就把一切都忘了，我们的哲学就是劳动的哲学。

　　杨君：劳动的哲学其实也是一种快乐哲学，必须是往前走的，发展是硬道理，走的过程中觉得还不错。让你歇下来，你觉得就不太适应，当然干嘛还是题外的话了。回顾往昔，应该是无怨无悔。

　　黄升民：基本上还是可以的。我自己还是比较满意的。 

　　杨君：黄老师，感谢您来到我们的演播室。